武汉个人交通违法将通报单位社区惹争论

发布时间:2012-8-27 16:46:48  来源:  作者:  阅读数:

        交通秩序困扰“堵城”武汉

  目前,武汉市城区面积500多平方公里,车辆保有量达70万辆,交通秩序不尽如人意。

  在“城管革命”工作推进会上,武汉市长唐良智认为,交通秩序混乱不全是道路不够的问题,还有交通管理水平以及人、车行驶不规范的问题,“否则至少可提高30%的交通效率”。

  在推进会上,李顺年宣读了《关于开展“城管革命”交通秩序整治攻坚战的工作方案(讨论稿)》,称武汉市政府决定从现在起至年底,在全市范围内开展“城管革命”交通秩序整治攻坚战。

  工作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:年内新增2000个视频监控点严控违法行驶,对二环以内的交通信号控制路口加装倒计时信号灯,对设置不合理、不规范的交通设施进行全面清理和完善。

  李顺年称,为建立交通秩序整治长效管理机制,该市将建立以区为主的责任制、违法通报、曝光追处、举报奖励、考核通报等五大制度。

  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,莫过于“违法通报制度”。按照工作方案,武汉市将由市公安局、文明办等部门对全市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团级以上部队及大中小学校公务车交通违法情况进行通报,对交通违法行为突出的单位取消其文明单位评选资格,影响恶劣的由监察部门追责;对个人私车违法及行人路口乱穿乱行等行为,抄告其单位或社区进行通报。

  这一新规出台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?又将如何落实?带着这些问题,《法制日报》记者分别联系了武汉市城管局和市公安交管局。

  武汉市城管局称,工作方案是“大城管”的一个组成部门,制定和执行均由交管部门负责。

  武汉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陈骥在电话中告诉《法制日报》记者,他本人没有参加此次会议,具体情况并不了解,将向该局局长了解情况后给予回复。但截至发稿时,《法制日报》记者没有收到任何回复。

  据了解,交通秩序一直是困扰“堵城”武汉的大问题。今年6月28日晚,武汉市举行的第二场电视问政就曾聚焦交通秩序问题,李顺年曾在现场接受市民代表有关交通秩序管理的提问。

  “违法通报”遭市民质疑

  为管好交通,由有关部门将个人交通违法抄告单位或社区进行通报,到底有无必要?

  在武汉某单位上班的黄小姐认为,将个人交通违法抄告单位有点荒唐。“我骑车确实违法过,但有时是被逼的。有的非机动车道,不是成为停车位,就是被公交挤占,或成为司机避堵的超车道。有时为了赶时间,我只好走机动车道了。”她说。

  见到陈先生时,他正将自己的银白色私家车停在武汉市中山公园外。“通报单位?我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。再说了,这是私人的事,跟工作单位有什么关系?影响了公司形象也不好。”陈先生说。

  听《法制日报》记者介绍了交通违法抄告新规,一位正在路边小餐馆吃饭的面包车司机显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:“武汉交通本来就不怎么好,路也乱。照这个规定来说,那违规的人简直太多了。估计逐个通报也不实际。”

  “通报社区怎么弄得过来啊?难道骑车带个人什么的,还要登记社区住址?再说了,社区那么大,谁又认识谁啊?这个应该没什么用吧?”一位骑黑色电动车的中年男子接连反问。

  记者查阅有关资料发现,武汉市并不是首个将交通违法行为通报单位或社区的城市。

  2011年9月9日,河南省郑州市城区综合交通管理办公室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等20家单位联合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交通秩序管理优化城市交通环境的若干意见》(郑交管办[2011]84号)规定,机动车驾驶者、非机动车驾驶者及行人违反交通法规的,在依法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同时,要动员其参与文明交通志愿者工作,协助维护交通秩序两小时,并由公安交警部门告知其所在单位(社区);单位(社区)首次出现本单位(社区)人员违反交通规则的,必须负责指派两名交通志愿者于10日内到指定地点协助维护交通秩序两小时;单位(社区)拒不落实的,由市畅通办进行通报,并在新闻媒体曝光。

  据了解,郑州这一措施出台之后,也曾引发社会热议。

  专家称通报行为于法无据

  “公民享有受到社会正当评价的基本权利,不能因为一点小错或过失就要承担有损个人尊严的后果。”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祝捷认为,很多轻微的交通违法信息,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公民个人隐私范畴,只要没有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,任何人不能采取任何方式侵害隐私权。

  祝捷指出,这种动不动就抄告单位或社区的做法,反映了行政机关的执法思维方式还停留在“旧单位”时期,没能适应新的社会转型期的要求——现在很多人都是“社会人”,并没有一个单位依附。

  “法治社会最重要的是对个人的尊重,把个人权利放在首位,按照法律规定对个人进行处罚就行了。现在还采取‘让大家嘲笑、社会批判’的方式,只能说是旧思维传统在作怪。”祝捷说。

  那么,这种将个人交通违法行为抄告单位或社区的做法,是否于法有据?

  在祝捷看来,武汉市这一新规中更类似于“一种新的处罚”或“一种新的送达方式”。

  “作为一种新的处罚,那要考虑武汉市政府的文件或规章是否有权设定。从现有规定来看,武汉市的行政规章只能设定一定数额的罚款。”祝捷指出,作为一种新的送达方式,则只能归到“公告送达”类,而我国行政处罚法对“公告送达”是有严格限定的,除非不能直接、邮寄或留置送达时才能采取。

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孙丽娟则认为,新规定执行起来需要很多的人力、物力,无形之中会增加很多行政成本;此外,新规执行若没有强制措施,也许短时期内有效,但难以坚持下去。

  “不要总用堵的方法,要多用鼓励、引导的方式来达到最终的目的。”祝捷建议,有关政府部门应更多考虑,行为人为什么会违法,尽量减少“迫不得已的违法”才是正道。

  本网武汉8月26日电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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