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妇深夜收看法制节目 记下贪官日记并做批注

发布时间:2010-10-20 10:52:32  来源:中青在线-中国青年报  作者:  阅读数:

普通农妇用日记本记录电视所播贪官及其罪行

普通农妇用日记本记录电视所播贪官及其罪行

张秀芳

  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张秀芳,近来做了一件让家人大吃一惊的事:每天晚上她都先睡上一觉,然后准时起来收看一档电视法制节目,并记录每个案例所涉及的贪官及其罪行。62岁的她至今已写满了3个日记本,如此“业绩”令人惊叹——

  每晚11点20分,62岁的张秀芳都会准时打开电视机,展开白纸装订起来的日记本。她费力地眯着眼,几乎将鼻尖抵在本子上。

  “这是啥做法?是官商沟(勾)结吗?”她一边念叨,一边歪歪扭扭地写道。老树皮似的手紧紧攥住水笔,一笔一画都像刻进白纸里。

  这个头发花白的妇人,正在写作她的“贪官笔记”。事实上,她是山东省平度市城关街道办事处金沟子村的一个普通农妇。20多年来,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她以贩卖蔬菜为生。每天天刚蒙蒙亮,张秀芳就和老伴儿开着电动三轮车,到青岛市区兜售蒜薹、茄子和土豆。

  不过,如今即使白天卖菜再辛苦,每晚的同一时间,张秀芳都会准时收看一档关于反腐倡廉的法制节目,它专门讲述全国各地的贪官犯下的重大案件。

  这个习惯开始于今年3月。一天晚上,张秀芳在亲戚家串门,碰巧看到一个“神奇”的电视节目,“原来的一个大官铐着手铐,蹲在监狱里”。

  她一下子入了迷。这个没啥文化的老太太,萌发了一个想法:“我要把社会的不公平写下来,看看是不是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。”

  在当地,每到晚上9点,村民们基本都会上床睡觉。而张秀芳常常会先眯上两个小时,一到11点10分,就跟上了闹钟一样,自然惊醒。有时候,她索性整个下午都赖在床上,这样就可以将整个晚上腾出来。

  为了省钱,张秀芳常常拒绝打开家里那盏25瓦的日光灯。她习惯于就着电视机的光线,趴在屏幕前一边看节目,一边记录“贪官笔记”。

  大半年下来,她已经写了整整三大本。日记装在一个红布袋子里,它原本是张秀芳卖菜时用来装零钱的“宝贝”。为了避免弄脏,她还在3本日记外面裹了一层塑料膜。

  日记本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子用剩的,每一本都用白纸整整齐齐地装订起来。每一页上,张秀芳都用蓝色的水笔,横七竖八地写着几百个字。

  这些“关键词”,大多是张秀芳的随手涂鸦。每个贪官的名字,罪行,受到的惩处,她都一一记录下来。她甚至为此专门配了两副老花镜,写日记的时候戴上度数深的,看电视的时候则换上度数浅的。

  她常常翻着自己的笔记,跟周围的人讲述这些贪官的故事。

  “一个山西的村主任,居然盖了8层楼,还买了一部80万元的汽车!”这个大嗓门的老太太用当地的土话喊道。而最令她气愤的是,一个浙江的副厅级官员,居然“3年里贪了几千万”。更多的时候,她还会一个人托着腮帮子想:“为什么每个贪官都有情妇,并且不止一个?”

  “您日记里,一共写了多少贪官的故事呀?”有人好奇地问。

  张秀芳回答不上来,因为记录的贪官太多,自己又从来没数过。于是,她灵机一动,想了一个法子。根据贪污的数额,张秀芳给这些犯事的官员,取了不同的代号,有的叫“五万”,有的是“四百万”、“六千万”,当然还有的叫“三亿”。

  “一万块钱就是一摞!一亿元可以装一个耕地用的大拖拉机!”老太太皱紧眉头,用手势激烈地比划着。

  偶然性起,张秀芳还会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,在末尾加上自己的感想。字数多的时候,是一句话,比如“三麻袋钱还没分完就进了监狱,好!”,感叹号用力到划破了纸面;少的时候,则可能是几个字,如“前腐后继”、“不止(知)羞耻”。

  每天起床后,张秀芳都会认真地“复习”前一天的日记。要是遇上心情好,有村民来访时,张秀芳就会清清嗓子,将这个故事细细讲上一遍。虽然有时,她还会搞错官员们的名字,或者故事发生的地点。

  记录了一阵子之后,张秀芳开始将一些很“潮”的词语挂在嘴边,它们都是她从电视上听来的。

  夏天的傍晚,跟村民一起乘凉,张秀芳会装作不经意地说起“和谐社会”,告诉邻居们什么叫做“公平、公正、以人为本”,或者严肃地指出“农民必须有土地,这叫耕者有其田”。

  “你们知道什么叫官吗?为老百姓办事,让老百姓吃饱饭的才是官。贪官不是官,是蛀虫!”张秀芳一本正经地“教育”来访的记者。

  张秀芳还越来越喜欢评论各种社会现象。

  她在电视新闻里看到,一些农村把农田保护区快成熟的小麦拔起来,种上“退耕还林”的小树。老太太忍不住叉着腰,骂道:“这帮败家玩意儿。”

  不久前,村里的干部合计着,拿出一个规划,要把一些农民的宅基地卖给开发商。张秀芳第一个站出来反对:“我拼了老命也不干!”

  原来,写“贪官笔记”时间长了,张秀芳摸索出来一个“规律”。她发现,官员在权力太大的时候,很容易“变坏”。而且,大部分贪官都是借着城市规划、土地买卖的名义“做坏事”。这些贪官还往往和商人、黑社会相互“沟(勾)结”,如果“有人不同意,他们就会找黑社会来打击对方”。

  据张秀芳的儿子说,对社会上“不和谐”的事情,老太太总是十分关注。哪里的房屋拆迁,出现自焚案;一些“伤天害理”的歹徒攻击幼儿园的娃娃;或者是为了争抢家庭财产,儿子杀害父母,制造了灭门惨案,等等。

  这个被儿子称为“愤老”的老人,常常觉得自己“特别孤独”。她曾试图跟村里的同龄人讨论一些社会现象,可是“他们啥都不懂”。老太太只能撇撇嘴,甩甩手,遗憾地走开。

  只有记录“贪官笔记”,才是张秀芳生命中“最重要的一部分”。这个曾经的老戏迷甚至忘了几十年来的最大爱好。以往,只要电视上有《红灯记》、《白毛女》等戏曲节目,张秀芳总会有些蛮横地夺过遥控器,牢牢地攥在手里。

  这个曾经最麻利的家庭主妇,也开始忘记给小孙子买蜡笔,忘记缠着在外工作的儿子们讲新鲜事,忘记吩咐外出干活儿的老伴儿多添衣服。

  每逢遇到家人抱怨,她依然保持一贯的“愤怒”态度,大声反驳:“大河没水小河干,我干的是正事儿”。

  事实上,张秀芳起初试图将“贪官笔记”藏起来,是大儿媳妇发现了老太太的“秘密”。一天晚上,大儿媳妇半夜起来上厕所,看到张秀芳在黑咕隆冬的堂屋里待着,一边看电视,一边写字。她裹着一件厚厚的花棉袄,冻得脸色发青,鼻子红得“跟辣椒似的”。

  最近,由于儿子在网络上“爆料”,这个62岁的农村妇女突然成了“名人”。县、市,甚至北京的媒体都纷至沓来。在媒体的要求下,老太太端出专业的样子,现场演示起记录“贪官笔记”的情形。她一直绷紧脸,一会儿托着腮帮子沉思,一会儿抓起笔,郑重其事地写下几个字。

  私底下,原本“天不怕地不怕”的张秀芳也跟两个儿子嘀咕:“出了名,好处多还是坏处多?要是坏处多,咱这个名儿,就别出了吧!”

  尽管如此,她依然“兴奋得很”。做记者的小儿子陈宝成跟她开玩笑说:“你这3个本子烂了,怎么办?不如咱们买块石碑,把贪官们刻上去!”没想到张秀芳把这话放在了心上,干家务活儿的时候都能开心得哼起小调来。

  “天下这么多贪官,咱得花多少钱买石碑啊!我没钱啊!”没过几天,老太太开始犯起了愁。

  “贪官笔记”不能白记,张秀芳有自己的“宣传策略”。每到周末,张秀芳都会做上一桌子菜。在这种例行的家庭聚会上,她会掏出日记本。

  这个山东农妇盘着腿,用口水蘸着日记的纸,一页页地翻过去。她从没学会普通话,不过这并不妨碍她狠狠地教育小孙子:“不能只关心自己家的问题!”

  当然,她也不会放过给两个儿子说教的机会。尽管在当地的农村,张秀芳的两个儿子都算得上“出息人”,一个是中学教师,一个是媒体记者。

  她对儿子们参加一些有官员在场的饭局,保持“谨慎”的态度。每一回,张秀芳都会端端正正地坐在堂屋里,“审讯”饭局归来的儿子们。

  “里面的是好官吗?”这个问题常常让两个儿子哭笑不得。

  对于这个世界,张秀芳有太多的问题。她老是想不通:为什么很多村庄都要把农民的土地卖了,还没人管?为什么农村的房子拆了又盖,盖了又拆,只为了一点拆迁补偿费?为什么很多当官的贪了那么多钱,却还能不断地往上升?

  她尝试用自己的思维去坚持,“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,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”。可这个没啥文化的农妇又说不清楚“这个样子”到底是什么情形。

  只有当别人称赞“贪官笔记”时,这个愤怒的老太太才忍不住傻乐起来:“我小时候写的作文,都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念的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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